格鲁吉亚哥里的斯大林雕像，已於2010年6月被移除[104]

位於哥里的斯大林紀念館（俄语：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музей Сталина）建築

雖然斯大林的評價在西方明顯不佳，在社會主義國家中亦相对较差，在蘇聯末期更被國民批判，但正是在斯大林执政期间的鐵腕作風，以及重新控制了除芬兰外，因列宁签定的《布列斯特和约》而失去的各领土及成为超级大国，废除列宁制定的苏联境内文字拉丁化的政策，重新使用西里尔字母拼写苏联各民族的语言，这些成就及政策得到俄罗斯民族主义者的赞赏，在1991年的苏联解体之後俄罗斯人的時代一去不復返的大環境下，使得一些俄罗斯民众怀念有著‘超級大國’之稱的前苏联的光辉。2008年，俄罗斯国家电视台举行“最伟大的俄罗斯人”评选，结果斯大林名列第三位（四至六位分别是普希金、彼得大帝、列宁），仅次于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和彼得·斯托雷平[105]。民众对斯大林的正面评价之高出乎俄罗斯政府意料之外，令俄罗斯政府感到不安。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指责说“评选被政府操控以防止斯大林、列宁居榜首”。2009 年 10 月 29 日，时任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在克里姆林宫博客上，谴责部分人试图重树斯大林形象的做法，他说那个年代大规模杀害是不可以正当化的。[106]儘管高壓統治沙皇時代即有之，斯大林本人也曾遭到流放對待，大清洗期间130万人以阶级敌人为罪名被判刑，被流放至劳改集中营，而68.2万人遭枪杀仍然是前蘇聯諸國記憶中的的一次歷史慘劇。梅德韋傑夫表示斯大林“对自己的人民发动战争，这是令人发指的罪行……（卫国战争）是全国的胜利也是人民的胜利。虽然我对当时绝大多数领导人没有好感”[107]。

身为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弗拉基米尔·列宁在《列宁遗嘱》里，对斯大林的评价是：“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职位，这个人在所有其它方面只要有一点强过斯大林同志，这就是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等。”[8]

斯大林曾辱骂和恐吓过列宁的妻子，列宁在《致斯大林同志》里，对此回复是：“您竟然粗暴地要我妻子接电话并辱骂了她。尽管她向您表示同意忘记您说的话，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还是从她那里知道了这件事。我不想这样轻易地忘记反对我的言行，不言而喻，我认为反对我妻子的言行也就是反对我的言行。因此，请您斟酌，您是同意收回您的话并且道歉，还是宁愿断绝我们之间的关系。”[9]

苏联重要缔造者之一列夫·托洛茨基在回忆录中评价道：“不是斯大林创造了权力机构。而是权力机构塑造了斯大林。”“官僚集团上上下下全是庸才。斯大林是官僚集团中最杰出的一个庸才。他的长处在于，他比其他人更坚决、更果断、更无情地表现出统治集团的自卫本能。其实，这恰恰是他的软弱之处。他目光短浅，是个历史上的近视眼。他是个出色的战术家，却不是战略家。关于这点，他在1905年和1917年战争中的表现足资证明。斯大林本人肯定意识到自己（治國）的庸碌无能”。[108]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通过发表《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批评斯大林执政期间制造个人崇拜、个人独裁，破坏法治，经济上对农村不够注重，苏德战争期间的军事指挥存在失误，对南斯拉夫实行大国沙文主义，对少数民族的强制迁徙破坏了民族关系。

中蘇尚未交惡之前，毛泽东对斯大林死後的评价是比較正面的：“斯大林不是在所有问题上，而是在一些问题上犯了错误。”“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我们不能跟着转。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说斯大林问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种现象，带有时代的特点”，“我们应当用历史的观点看斯大林”。“共产党人对于共产主义运动中所发生的错误，必须采取分析的态度。有些人认为斯大林完全错了，这是严重的误解。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是也是一个犯了几个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所谓斯大林主义，基本上是正确的；所谓斯大林主义分子，基本上也是正确的，他们是有缺点有错误的共产党人，是犯错误的好人。”[109]

1964年10月，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通过政变推翻赫鲁晓夫上台执政，起初实行“静悄悄的斯大林化”，开始发表言论肯定斯大林之历史作用，并于1966年初决定终止“非斯大林化”。著名作家西尼亚夫斯基和尤里·丹尼尔因在国外发表反斯大林作品，而被控犯“诽谤”罪投入劳改营，《古拉格群岛》作者索尔仁尼琴被驱逐出境，《让历史来审判》作者罗伊·麦德维杰夫被开除出党，《斯大林大清洗内幕》作者费尔德宾受到克格勃追杀。勃列日涅夫时代拍摄之电影《解放》（1972年上映）和《围困（俄语：Блокада (киноэпопея)）》（1977年上映）中，都出现斯大林的形象，赞美斯大林在苏德战争指挥中的功绩。勃列日涅夫还在1979年斯大林诞辰100周年时发行照相纸年历纪念册，且在1969年斯大林诞辰90周年时，在列宁墓背后的克里姆林宫城墙下中立了一座斯大林半身铜像，与基洛夫、伏罗希洛夫等人并列，但勃列日涅夫没有重新把伏尔加格勒恢复为赫鲁晓夫去斯大林化之前的名字--史太林格勒，所有被赫鲁晓夫改名的城市、工厂、企业也都没有恢复原来带有斯大林的名字。勃列日涅夫也承认“苏共二十大对破除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的贡献”，除了斯大林故乡格鲁吉亚的哥里和首都莫斯科，苏联其他城市没有保留任何斯大林塑像。[110]赫鲁晓夫在1964年被勃列日涅夫赶下台，虽然如此，蘇聯在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霍查领导下的阿尔巴尼亚和金日成领导下的朝鲜看来是延续修正主义，是“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朝鲜是在内部文件中谴责苏联为修正主义，但在公开场合中于苏联和中国之间左右逢源，来回摇摆，保证自身的最大利益。[111]直到邓小平和阿利雅于1980年代分别在中国和阿尔巴尼亚上台执政并进行经济改革，苏修这一说法才被废止不用）[112]，不是堅持斯大林主義的正宗共產國家，另外在西方各国和苏联国内主流观点看来，勃列日涅夫上台却被视为恢复斯大林主义，主要体现在勃列日涅夫主义和苏联共产党官僚“干部队伍的稳定”，直到1980年代末期戈尔巴乔夫实施改革开放政策才改觀，最后苏共下台为止。[113]

1974年的苏联《世界简明史》卷二这样记录：“他对于实施党的社会主义建设作出重要贡献，也因为反对反列宁主义的托洛茨基分子和布哈林分子的凶猛斗争而赢得人望，但是从1930年代早期起，苏联人民的伟大成就全都被归于斯大林名下，早在1922年列宁写给党中央委员会的一封信中就说“斯大林同志，成了总书记，不断地把无限的权力收于掌中，我不确定他是否始终能谨慎地使用这权力。”在列宁死后头几年里斯大林还没有忘记他的批评，但是后来他越来越滥用总书记权力，违反集体领导原则和就党和国家重大事体独自决策，列宁警告过的缺点越来越坚定地显现：粗暴、心理异常、容不得批评、刚愎自用、过度猜疑，等等等。这些导致不公正的对民主的限制、大范围的违反社会主义法律及对杰出党和国家和军队领导及其他人物的镇压。”[114]

1986年，戈尔巴乔夫提出“民主化”、“公开性”和“舆论多元化”口号，在意识形态领域掀起一场批判斯大林运动。《星火》、《莫斯科新闻》等主流报刊连篇累牍地登载批判斯大林的文章。戈尔巴乔夫高度评价赫鲁晓夫时期召开的苏共二十大“是对极权主义体制的第一次冲击，是朝社会民主化迈进的第一次尝试”。不过，戈尔巴乔夫认为赫鲁晓夫在揭露斯大林方面还有局限性，“不能也不愿揭露他所抨击的现象的深层基础”，这个“深层基础”就是“斯大林体制”。在纪念十月革命胜利70周年的报告中，戈尔巴乔夫严厉批判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1987年至1988年，批判斯大林运动达到高潮。1990年7月，在苏共第28次代表大会报告中，戈尔巴乔夫再次严厉批判“斯大林一伙的罪行”，大会正式通过决议，稱：“极权的斯大林体制给国家、人民、党、社会主义思想本身造成巨大损失，这一体制正在被消除，苏联正在走向人道、民主的社会主义。”[115]

布达佩斯斯大林雕像在1956年匈牙利十月事件被人民推倒，只剩下基座上的一对靴子

斯大林在東歐人的印象中最為糟糕，屬於可以與希特勒相比的惡劣歷史人物之一，1989年东欧剧变後，匈牙利等国摆脱苏联控制，在2004年4月2日加入欧盟前，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市市长办公室发表声明称：“斯大林对人类、欧洲、匈牙利、匈牙利人民、布达佩斯和布达佩斯市民犯下严重的罪行。”同时布达佩斯议会决定剥夺斯大林於1947年獲当时布达佩斯市政府授予荣誉市民称号[116]（这项荣誉是为了表彰他领导的苏联红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把纳粹德国军队赶出匈牙利）。

2006年，弗拉基米尔·普京接受德国媒体《图片报》采访时说：“对于我国复杂的、有时是十分矛盾的历史而言，斯大林时代是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应当了解这段历史和记住教训。专制和不受监督必然导致犯罪。斯大林时代就发生诸多罪行：政治镇压、许多民族的人受到驱逐。这一评价是原则性的。”普京反对将斯大林与希特勒相提并论，他说：“是的，斯大林是个暴君，许多人称他是罪犯。但他不是纳粹分子！不是苏联军队于1941年6月22日侵入德国，而是恰恰相反。首先不能忘记这一点。”[117]2009年12月3日，在参与录制俄罗斯国家电视一台时政节目时，普京当场从一系列俄罗斯网民提出的问题中，选择关于他对斯大林的总体评价是肯定还是否定的问题，答称：“我选这个问题来回答，是因为我知道问题的尖锐性。现在社会上对此有很多争论，我看到这里有埋伏：说肯定，一些人会不满意，说否定，另一些人会不满意。不过既然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问题至今仍有激烈的争论，我就专门谈谈这个问题。……依我看，不能给予整体的评价。显然，从1924至1953年国家有根本变化：从农业国变成工业国，而这时的国家是斯大林领导的。诚然，农民没有了，而我们大家都清楚记得有农业问题，特别是在最后阶段，排着长队购买食物，等等。在这一领域所发生的一切，对农村没有起任何积极的作用。不过工业化确实实现了。……我们取得了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不管谁怎么说，最终是取得了胜利。即使我们總體损失很大，你们知道，现在谁也不能指责组织和领导了这场胜利的人，因为如果我们在战争中失败了，那么对我国来说其后果就会悲惨得多。……正面的东西无疑是存在的，然而花了难以接受的代价。尤其是存在过镇压。这是事实。我们的数以百万计的同胞遭到镇压。这种管理国家、取得成就的方法是我们不能接受的。不能这样做。毫无疑问，在这一时期我们遇到的不简单的仅是个人崇拜，而是反对自己人民的大规模罪行。这也是事实。关于此事我们也不应当忘记。……对任何历史事件都必须对其进行全面的分析。这就是我想说的。”[118]近年来，因为俄罗斯的扩张再次开始，普京对斯大林的评价开始变化，使用了诸如“老爷子”、“国家之父”之类的称呼。[119]

2004年12月斯大林诞辰125周年时，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总书记根纳季·久加诺夫发表文章《强国的建设者》，评价斯大林：“他成就了崇高而又伟大的事业，也为此而严厉地对待民众；他极其刻板又知识渊博，同时也犯了一些十分明显的错误；他是一个真正大公无私的人，但由于过于迷信权力有时也无暇顾及他人的感情；他在国家大事上既有深谋远虑、谨小慎微一面，而在涉及数百万人的命运上又采取比较简单粗鲁的方式，以至事后不得不长时间地、痛苦地纠正其错误。这就是斯大林。”[120]

2009年10月29日，俄罗斯联邦总统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在克里姆林宫网站上一个视频博客里，为10月30日政治镇压牺牲者纪念日评论：“20世纪30年代的大清洗波及范围之广令人难以想象，全国民众都深受其害，一些社会阶层被整个摧毁，实际上消灭了哥萨克。‘剥夺富农’使农民大伤元气，知识分子、工人和军人都遭受政治迫害，所有的教会代表都遭受迫害，数百万人因政治恐怖和虚假指控而丧生。但迄今仍然有人试图为镇压活动辩解，声称这么多人是为了某种崇高的国家使命而牺牲。这无疑是错误的，因为任何国家的发展，任何国家的成就、追求都绝不能以人的痛苦和损失去换取。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高于人的生命的价值。绝不能为斯大林的大清洗辩护。”“纪念民族的悲剧跟纪念胜利是一样的。而极端重要的是，要让青年人不仅拥有历史知识，还要有公民感。要能够满怀感情地共同感受俄国历史中最悲惨的悲剧之一。”“我们很注意同伪造我们的历史作斗争。不过为什么我们的很多青年人常常认为，问题只在于不允许改写伟大的卫国战争的结果。而忽视重要性不亚于此的是，绝不允许在恢复历史的公正的外衣下，为那些消灭自己的人民的人辩护。”[121]

原苏联国防部长，苏联元帅德米特里·亚佐夫在一份他逝世后才公开的采访里说出了自己对斯大林的评价：“尽管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註 1]犯下了所有可能被指责的残酷的错误，但我并没有停止尊重他。现在很容易判断死刑和古拉格，但在30年代，我国有许多潜在的敌人。我国历史倒退的风险很大，斯大林不得不谨慎处理这些问题。”[122]

有俄国书籍称1959年12月丘吉尔发表演说，纪念斯大林诞辰80周年。后经查证丘并无这篇演说。[123]同样一则丑化斯大林的传闻是斯大林曾说过“一个人死亡是悲剧，但一百万人死亡不過是统计数据”[註 2]，但这种说法直到1947年才在《华盛顿邮报》中出现，并没有证实这一说法的直接证据。这句话的实际最初出处是库尔特·图霍尔斯基在其文章《法国笑话》（德語：Französischer Witz）中记录的一个外交官的发言，但发言中提到的数字是十万人[125]。

斯大林曾在1945年和1948年兩度被提名諾貝爾和平獎，以表彰他對終結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貢獻。[126]